《巴黎圣母院》的全名是《巴黎圣母院——1482年》。这部在1831年出版的长篇巨著,是二十九岁的雨果用一百五十多天的时间赶出来的。 雨果一生之中共创作了长篇小说五部,《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海上劳工》,《笑面人》与《九三年》。雨果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把《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海上劳工》这三部小说,看做他的社会小说三部曲的第一,第二,第三部。 在《巴黎圣母院》的序言中,为了说明自己的创作缘由和目的,雨果假托了这样一件事,雨果在序言中说道: 在数年前,本书作者参观巴黎圣母院的时候,在一座尖顶钟楼的阴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个手刻的字: ANARKH (宿命)。 这几个饱经岁月侵蚀,深深凹陷在石头里面的大写希腊字母,肯定出自中世纪某个人之手。这些字母中其所蕴藏的悲惨的意义,深深震撼了雨果的心灵。刻在圣母院阴暗钟楼上的神秘字迹,如今已经荡然无存了。字迹中催人泪下的那不为人知的“命运”,也烟消云散了。本书(《巴黎圣母院》)正是根据这个字写成的。 这个字,到底是谁写的呢?在小说正文的第七卷中,雨果给出了答案。原来,这几个希腊字母,是副主教堂•克洛德刻下的。副主教堂•克洛德在情欲的灼烧和嫉妒的痛苦中,用圆规在巴黎圣母院的墙上刻下了大写的希腊字“宿命”。 很显然,这种情节的安排设计,直接体现了雨果创作《巴黎圣母院》的一个主要意图,这就是对人性的抒发,对人道主义的张扬,对宗教教条和禁欲主义的严厉谴责。雨果假托“ANARKH”这个希腊字,就是要用激情的笔触来刻画“人”的悲剧,来刻画人的内心冲突、分裂、破碎、毁灭的悲剧。 《巴黎圣母院》的主人公们,社会身份不同,时代环境也不同,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无一例外的存在着活生生的人性。即使是邪恶如魔鬼般的副主教,他的邪念,他的恶行,也无一例外的要由鲜血淋漓的痛楚来作为代价。副主教一生的际遇告诉读者,作为神父,克洛德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人的存在与宗教的存在,人的行为与上帝的行为,这两种存在两种行为的必然相逢,也就必然爆发出不可调和的冲突来。对于副主教克洛德来说,悖论、痛苦、负罪就是生存本身的实质。灵与肉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信仰与欲望之间的冲突无法调和,最终导致灵魂与肉体的彻底分离——死亡。主人公毁灭了,其他的无辜者也随之而毁灭了。雨果在这种描述中,把他所主张的人性抒发到了极至,把人道主义张扬到了极至,把悲剧的恐怖气氛也渲染到了极至。 《巴黎圣母院》是一部悲剧,悲剧就是把最美好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这个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吉普赛女郎埃斯米拉达。她美丽、善良、温柔、多情,小说作家把能够给予的,几乎都给予了她。埃斯米拉达自幼遭受不幸,失去家庭和母爱;以后又所遇非人,爱上了一个根本不爱她的人;又为社会、宗教所不容,遭受到种种诬陷;前来救助她的人(除了乞丐王国里的弟兄,卡西莫多,还有生母女修士)又自相残杀…… 美的对立面是丑,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里程碑,《巴黎圣母院》最明显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善与恶、美与丑的鲜明对照。作家的对照手法不是像以往那样,把美与善、丑与恶分别集中在不同的两类人物的身上,而是把美丑、善恶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交错,互相补充。外表美丽的,灵魂未必善良;外表丑陋的,灵魂也未必丑恶。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独具匠心地塑造了一个外表极其丑陋的形象——敲钟人卡西莫多。卡西莫多“又驼、又瞎、又聋”,集众丑之大成,丑到了不能再丑的程度。然而,就在这个丑极了的肉体中,却包容着一个美好善良也达到了极至程度的灵魂。善良的灵魂偏偏形体可憎,邪恶的人却偏偏道貌岸然!艺术大师雨果用这种对比鲜明的反衬手法,把人物形象的本质揭示得入木三分,把浪漫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至。 一部《巴黎圣母院》,便足以奠定雨果伟大小说家的地位。三十多年后,雨果出版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这就是更伟大的作品《悲惨世界》。《悲惨世界》以处在社会底层的受苦受难的穷人为描写对象,描绘出了一幅悲惨无比的立体画卷。 这部历时十六年才完成的五卷本的宏篇巨著,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完全体现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小说对社会制度的黑暗不合理,对司法制度的死板不公正,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小说中的几个主要形象,都是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人物,他们代表了法兰西社会的下层。《悲惨世界》的写作主旨非常明确,就是要为这些下层穷人鸣不平。雨果在《悲惨世界》的序言中指出:“只要本世纪的三大问题——男人因穷困而道德败坏,女人因饥饿而生活堕落,儿童因黑暗而身体羸弱——还不能全部解决,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穷困,那么这一类书籍就不是虚设无用的。”正因为如此,《悲惨世界》才堪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雨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一八六六年发表的《海上劳工》,这是歌颂人同自然搏斗的一部作品。《海上劳工》的情节比较简单:船主的船失事了,船主许下诺言,谁能将船救出,就把女儿许配给谁为妻。青年水手吉利亚特挺身而出,战胜了困难,将船救出。但当吉利亚特得知少女另有所爱的时候,他放弃了自己权利,走入流沙之中,自溺身亡。雨果把主人公吉利亚特称为“约伯和普罗米修斯的结合”。吉利亚特的劳动被升华为一种足以与巨大的自然力相抗衡,并战而胜之的伟大力量。雨果曾经在海岛上流亡了十余年,雨果熟悉大海,熟悉海上的劳动者,因此,叙述起来,得心应手。小说中吉里雅特勇斗章鱼的一段情节,大大提高了巴黎人对章鱼的兴趣。以至于在巴黎掀起了一场“章鱼热”。在《海上劳工》的序言中,雨果进一步阐发自己的创作理念,说过这样一段经典话: “三种宿命般的力量压在我们的身上。教条的灾难,法律的压迫,自然的冷酷无情。” 雨果认为,宗教、社会和自然,这是人类的三大斗争目标;同时,它们也给人类带来“三大需要”,即“信仰”的需求,“创造”的需求和“生活”的需求;这三大需求又使人类遭受到“迷信的磨难”,“偏见的磨难”和“自然力的磨难”。其结果就是三种宿命般的力量压在我们身上:教条的灾难,法律的压迫,以及自然的冷酷无情。雨果所进行的小说创作,就是为了抗拒这三项宿命力量的压迫。《巴黎圣母院》是对第一项“教条的灾难”进行谴责;《悲惨世界》是对第二项“法律的压迫”进行谴责;而《海上劳工》,则是对第三项“自然的冷酷无情”进行谴责。最后,雨果更进一步提出,“和这三种灾难混在一起的是内在的灾难那至高无上的强制力量,即人的心”。 由此可见,雨果的小说尽管题材多样,情节变化复杂,但最后都是为了刻画这个“内在的灾难”。于是我们明白了,为什么雨果这样认为: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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