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将至,而今年又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30年前的一场“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在激辩中拉开了恢复高考的序幕。当年,正是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和邓小平的最终决断,才使得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重新恢复,一个时代的拐点也由此出现。为此,本网在今年高考前夕,采访了那次座谈会的参与者,并以此作为恢复高考30周年的纪念。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之一,刘道玉在担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期间,圈定了15位专家参加“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亲身参与并鼎力促成了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
教育部的“临时工”
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1977年1月25日上任后,启用了44岁的刘道玉任高教司司长,着手开展高教改革。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说要借调我去参加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时间多长,没有说明。”1977年4月15日,已过不惑之年的刘道玉忐忑不安地到教育部报到,被安排在办公大楼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住了下来,简陋的环境、简单的家当,一住就是两年。
刘道玉以中共十大代表、湖北省委委员、武大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参加粉碎 “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教育工作会议,对于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党组成员、高等教育司司长,“我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也无人给我打招呼”, “我大呼上了当。但是也不得不认认真真地干起了临时工”。
当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了刘道玉,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全部压到刘道玉肩上。繁多的工作使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之工作性质的特殊,有时亦如履薄冰。后来高教界流行这么一句话:“良知的人,创造良知的区域 ”,这个“人”就是刘道玉。
刘西尧和刘道玉都希望能够把高教搞上来,因此组织了多次的专家座谈讨论,希望可以找到一个突破点。
1977年6月,在教育部党组成员会上,刘道玉作了一个大胆的书面发言,他说百废待兴的中国,尤以教育建设为重。然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只有真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才能重视教育建设。最后,他指出,教育上的“两个基本估计”不推翻,中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不可能取得应有的成效。
刘道玉的报告立即引起全国各地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共鸣,有人说刘道玉是站着与时代对话,并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正确的“把脉”。
1977 年7月初,教育部牵线,开始筹组“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希望利用科学界和教育界名人,直接向负责教育科研的副总理方毅当面反映他们对教育的看法。
刘道玉当时负责圈定代表教育界的15位大学代表。“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金善宝、吴文俊、钱人元、郝柏林、钱三强、张文裕、王大珩、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则有北大周培源、沈克琦,清华何东昌,南开的杨石先,复旦的苏步青、吉大的唐敖庆及张光斗、史绍熙等。“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由于刘道玉毕业于武大化学系,他还把自己系里的老师、耿直的查全性副教授拉上了。
会议于1977年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邓小平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他和方毅从头一天讨论起就每天准时到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一起散会。在五六天会议期间,邓小平都全程参加。只有一个半天因外事活动,他非得走不可,就给大家放了半天假。其他时间,他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大好局面。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
恢复高考的“思想者”
“与会的大部分大学代表对于大学的现状很不满。”当时,大学招生采取的方法是各级组织推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青年”。由于入学没考试,学生的文化程度无法控制;并且入学后没分级,同一班学生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为响应“不让一个阶级弟兄掉队”的口号,所有的教学工作都是按照文化水平最差的学生来进行。教育水平之低,“清华的何东昌就无奈地表示,现在的清华成了清华中学甚至清华小学。”刘道玉说。
刘道玉回忆道,“会议进行了三天,查老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查全性找到刘道玉征求意见:“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刘道玉将他一直在思考的关于“十六字”招生方针的看法告诉了查全性,“如果不推倒这个方针,大学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也不能在广大青少年中造成良好的读书风尚。代表们的确讲了很多意见,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没有讲,那就是‘十六字’招生方针。会前,我在天津、顺义县作过调查,广大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开后门的方针,强烈要求推倒‘十六字’方针,恢复统一高考,而且广大工农子弟说,他们不怕考。因此,希望你明天就集中讲这个问题,明确提出推倒‘十六字’方针。”
于是,第二日上午,武汉大学的查全性发言,他说“‘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虽然查全性的回忆与刘道玉的回忆有些出入,但两人回忆的会议主体流程是一致的。
得知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后,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我们今年就恢复文化考试”。“之后,中央有关各部和教育部连续44天不停地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第一次恢复进行大学考试招生的具体事项,包括暂停印行《毛选》第五卷,让出印刷厂来印刷高等教材。”教育改革的巨轮一旦运转,即不可阻挡。刘道玉详尽的描述,让我们仿佛看到当年火热朝天的场面:
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根据邓小平指示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
1977年10月20日,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将这个重大消息公布于众。恢复高考永远地写在了历史的一页,成为人们永远的记忆;
1977年12月16日到18日,全国有570多万人报名参加了第一届考试;
1977年这一届,共录取大学本科18万人,大专生3万多,正式中专生约5万。1978年夏季的78级考试又有新旧考生590万,录取本科约28万。
恢复高考,使得登上77列车的人成了时代的第一批幸运儿,他们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生的轨迹;恢复高考,使得祖国的教育和科研开始步上正规;恢复高考,是邓小平一系列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的第一个真正的“改革”,相对来说完成得中最彻底最完整的一项。(黄欢 黄倩倩 程亚萍/文)
人物名片:刘道玉,1981年任武大校长,率先在全国高校实行学分制、高教学籍制、插班生制、导师制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曾出版《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知识 智力 创造力》等10多部著作。1985年获得法国总统密特朗颁发的荣誉勋章。1993年,英国国际名人传记中心授予他20世纪功勋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