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私生活被你的老板控制了吗？

开开心心

1914年，如果你在福特汽车公司（Ford）工作，很可能有那么一段时间，公司会雇私人侦探来跟踪你回家。

如果你半路上喝了杯酒，或者跟你家那位拌了嘴，或无论做了些什么影响隔天工作的事，你的老板会立刻知晓。

监视员工的部分原因是福特给员工的薪水比竞争对手高很多。这家汽车制造商当时把日薪从2.39美元提到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24美元（近800人民币/1000港币）。不过想拿这钱，首先你得是个良民。

你的房子得干干净净，孩子得按时入学，储蓄帐户数字也得体体面面。如果工厂里有人觉得你没走正道，那你非但没得晋升，可能还要被炒鱿鱼。

一群监察员招呼都不打，会突然出现在员工家门口，这个如同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的“老大哥”（Big Brother）行动由福特社会学部门负责，按照一个内部文件所说，旨在“提升员工健康、安全及满足感”。不过，说句公道话，这个行动也为员工提供了从医疗服务到家政课程的各种服务。

福特汽车公司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工厂内的装配线工人。

这个项目持续了8年，耗资巨大，然而很多员工十分怨愤其对私人空间的侵犯及其家长式的管束。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都无法接受这种事，我做不做家务、怎么存钱、交什么朋友，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然而，雇主们自始至终一直都在想控制员工的私生活，而数码技术也使得监控空前的容易。使用一些互联网技术，就能详尽地勾勒出一个人在工作中或工作之外的行为习惯。那么，我们的老板会用这些数据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呢？这条底线在哪里呢？

一位慢跑者沿着德国柏林联邦议会附近的施普雷河跑步。

我的员工评分是多少？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被评分。最近花大价钱买的机票已经出现在我的信用卡评分里。我停止了每天早上的慢跑，这事也已被健身软件记录下来，如果保险公司能获取我的健身数据，那我的保费估计就得提高。

脸书（Facebook）通过我的在线活动，得知我喜欢喝啤酒，所以会在我的页面放上新潮啤酒广告。最近一个网站声称我在哥伦比亚最有影响的推特（Twitter）用户排行榜上排到了1410位，这个好像还能提高我的信用评分。是的，我作为一名工作者的优点和效率，也能拿来评判一番，甚至给出个具体分数。

我们现在说的不单单是自由职业平台或短工服务的在线评价体系，要知道在企业界，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评价系统。

人力资源部把大量的数据吃得透透的，用以评判员工。从智能软件记录你键盘上的每一次敲击，到智能咖啡机刷工作证只要一杯热饮都包括在内，老板测量员工行为的机会之多，已是前所未有。

一些分析家认为，到2022年，数据分析行业的价值能超过10亿美元。

英国莱斯特大学政治经济与技术系的副教授菲比摩尔（Phoebe Moore）说，收集数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预测员工能留任多久，这也会影响雇佣、解聘，或者留住员工”等方面。菲比摩尔也是《未知中的自我量化：工作、技术与影响因素》一书的作者。

她说，数据收集正在“改变雇佣关系、人们工作的方式及预期”。

但是这个方法有一个问题，它对工作中无法量化的方面是视而不见的。打个比方，为了成为一名更好的作家，我要和给我讲个好故事的人喝一杯，或者在通勤的路上构思一些情节，这些事都很微妙，没有一件能出现在我的“工作评分”中。菲比摩尔说，“很多工作中非定量的本质部分会消失不见，”摩尔说，“如果它们无法衡量，那就不复存在了。”

劳动力分析结合了软件和方法论来读取员工相关的数据。

数据获取和分析的困境

一个健康、爱运动的人会是个更好的员工吧？研究一致表明，运动能减少旷工，提升产能。一个价值数以十亿计的健康保健行业，由此催生、蒸蒸日上。

员工之所以重视这些健康活动，不仅是因为老板允许他们请假去参加，还因为通过手机、智能手表或者健身腕带跟踪锻炼，能获得奖励。

“戴着这个设备，能拿积分换东西，反正能不能换都要运动的，何乐不为？”霍夫曼（Lauren Hoffman）说。她是美国某个健康计划的前销售人员，自己也加入了这项计划。

此外，办公场所可以营造环境，帮助员工达成健康指标。研究表明，健身计划和相互鼓励、合作、竞争相结合时，效果更佳。公司可以组织各种活动，如跑步俱乐部、每周健身课、举行健身赛等来提高员工的状态。

从完善风险管理，到查看工作中是否有性别歧视，收集员工数据也有其道理。瓦贝尔（Ben Waber）说，“公司根本不知道员工在工作中是怎么交流合作的，”但他的数据公司可以向企业提供这些信息。他是修门奈资公司（Humanyze）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其公司致力于收集和分析工作场所的各种数据。

一些公司使用摄像头和蓝牙红外传感器来检测办公室某个角落里有多少人在工作，包括他们怎么走动。

修门奈资公司的数据收集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员工沟通的元数据：他们的邮件、电话和公司短信。修门奈资公司表示，分析元数据并不包括读取短信内容，也不查看相关人员的身份，但是会用到一些更普通的信息，比如交流时间的长短、交流频率，以及大致坐标定位等，这些可确定员工所属的部门。

另一组数据是通过蓝牙红外传感器等小工具，来检测办公室某个角落有多少人在工作，以及他们怎么走动。修门奈资公司还会使用“超能”身份胸牌，配备“并不会记录你说了什么，但会做实时声音处理的麦克风”。这就能测量你讲话的时间比例，以及被人打断的频率。

经过6周的研究，雇主们通过数据分析，就能“全貌”掌握公司打算解决的问题。举个例子，假如他们打算促进销售，就可以分析最佳销售员会做哪些别人不做的事。或者，假如他们想测量生产力，就能推断出，更有效率的员工与上司们交流得更多。

瓦贝尔将其视为“解决各类工作问题的万花筒，如多样性、包容性、工作量评估、工作空间规划，或者监管风险”。 他的数据评估服务能帮公司客户省下数百上千万美元，甚至节省几年的时间。

信息的收集与保护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些技术的有效性，或相信这种入侵私生活的技术合乎情理。普华永道事务所（PwC）从2015年开始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提供可佩戴设备是为了提高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那56%的员工会使用。该公司的分析师莫迪（Raj Mody）说：“但你得给点补偿，在工作环境这方面给点好处。”包括霍夫曼也记得这些项目并不总是那么好推销。“你拿到我们的数据，就会用来对付我们，”总有员工这么质疑她。

而且，这里还有个根本问题——这些健身追踪设备往往不太准。人们的自我报告能力很差，健身追踪器和智能手机也未必精确。最近一项报告显示，使用的型号和技术不同，得到的结果也不同，而且很难做出可信的比较。

研究表明精神动力直接与我们的生理健康有关，而这比其他任何因素更能影响着我们的工作表现。

我们也不清楚，像计步器这类设备，到底是不是衡量活动量的好方法。一是因为这种测量方法没有考虑强度，跑了一步和在家走了一步，测出来没区别。二是对于某些人而言，走几步路比别人困难多了。

还有个问题在于这些项目收集的数据量。这些数据不仅仅追踪日常活动，还经常为参与者提供健康检查，让它们记录下一些似乎跟老板的业务无关的事——胆固醇水平、体重，甚至DNA。

一般而言，在美国和欧洲，法律禁止公司因健康数据或任何基因测试结果而歧视员工，不过也有灰色地带。2010年，美国一家能源公司的公关部经理芬克（Pamela Fink），起诉了公司，宣称自己为了减少得癌机率做了双侧乳腺切除术，结果被炒了鱿鱼。虽然公司并没有获得她的DNA测序结果，但她坚称公司知道她的患病风险较高，因为保险单里记录了这场手术。这个案子最后在庭外和解。

健康计划的供货商表示，雇主只能看到匿名和汇总的数据，因此不可能根据员工的健康检查结果来特别针对个人。修门奈资公司也保证他们的客户没有强行监控员工，而是给他们选择权。在一个类似健康计划的项目里，他们核对信息时进行了匿名化，再汇总后提供给雇主。瓦贝尔也强调，他的公司从来没有出售信息给第三方，而且整个过程都是透明的。

但是这类数据仍然可能被不当使用，引起争议，公司的一番好意并不能规避所有风险。例如，数据可能在网络攻击中失窃，或者，使用时不够透明。康奈尔大学研究职场健康数据使用状况的社会学家阿文加（Ifeoma Awunja）说，数据“基本上有可能出售给任何人，用于任何目的，或通过其他方式再流传出去”。

有报告说有些供货商已经这么在做，虽然他们出售的数据是匿名的，但这些数据可以和其他匿名数据相互对照来识别出当事人。不过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这么做，有的表示这样并不明智。新加坡提供健康计划的维尔泰克公司（ Wellteq）的首席执行官蒙哥马利（Scott Montgomery）说：“利用用户数据追求短期利益会损毁公司的声誉，导致用户量锐减，客户评价变差。”

即使所有公司都规规矩矩，完全以其客户切身利益行事，数据当事人唯一的保障仍然只能有赖于健康数据调查项目的善意。阿文加说，美国法律在保护用户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盟和世界其他地方。

在欧盟，一个新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RP) 即将在五月生效，条例规定，任何个人数据的使用，用户未获得明确应允，都是非法的。在美国，这类立法在各州的情况却不尽相同。有些州，只要没有披露当事人的身份，那么与第三方共享健康数据，并不违法。除此之外，据美国米切尔和谢里丹律师事务所（Mitchell & Sheridan）的律师费仑（Gary Phelan）所说，鉴于这些健康数据一般不被视为医疗数据，因此也不会受制于有关医疗数据的隐私条例。

还有个问题事关雇主的投资回报率。健康计划真的能帮公司省钱吗？这些项目旨在为公司和个人降低医疗保险的保费，毕竟理论上能减低雇员患病风险、减少病假和住院费用。不过是否真能如此，也不好说。2013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一项研究声称，虽然这些健康计划帮公司减少了需要向自己支付的费用，但是他们“对雇主在医保上的花销，几乎没什么直接影响”。

阿文加说，用这些健康检测工具，“员工的价值是以‘给公司带来风险的大小’来评估。”不过这依然是难以两全的问题。监视员工日常工作习惯，以防他们触碰底线，这听起来很像当年福特公司社会学部门的做法。但不管技术带来什么样的益处，都必须与员工的隐私权和期望相平衡。

平衡

电视剧《黑镜》（ Black Mirror）其中一集，给了人们一个毛骨悚然的警示。剧中有一个神似照片墙（Instagram）的照片分享社交平台，人们通过在这个平台上的互动获得分数。这个分数决定了人们在生活中的每个机会：他们能找什么样的工作、住在哪里、买几等机票、和谁约会等等。事实上，中国已打算到2020年将推出一项强制性公民评分计划，依照从购买记录到所阅读的书目等大量数据，对国民进行强制性的信用计算评分。

伦敦萨默赛特宫的数据大爆炸展，推特、照片墙和伦敦交通局的实时数据被投射在墙上。

虽然还不至于如此险恶，但这也昭示了这类数据收集和使用行为在技术、法律和道德上的限制。大部分国家地区的法律禁止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从你的信用卡、医保，到你最喜欢的约会网站，交换或索取你的信息，除非得到你的明确允诺。

从现在起，应该防止用收集数据来逐利的贪婪行为。但是，到底如何以合理的方式获得数据的益处呢？达到平衡，强而有效的方法是有的 。正如瓦贝尔所说，数据可以为你提供有事实根据的建议：比如如何提升事业，如何提高工作效率等。工作时有点私人空间来养生锻炼，可以提高职业幸福感，有研究表明这也能转成一种生产推动力。

遵循相关道德标准，也是一种答案。阿文加在一篇论文中建议告知员工数据有潜在风险，可能会导致歧视，并建议不要处罚那些拒绝参与健康项目的员工，并且还要给已收集的数据设定一个到期销毁的“截止日期”。

即使你为人坦荡、毫无隐瞒，也应该关注此事。毕竟在不远的未来，至少在企业界，交出我们的个人数据，会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