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贤士训子义方 - 珍珠湾ART

　　在中国古代,贤达之士运用家训教子源远流长。自周公《诫伯禽》始,各种家训陆续面世,散见于经史子集之中,比较著名的如《颜氏家训》、《袁氏世范》、《温公家范》、《治家格言》、《曾氏家书》、《郑板桥家书》、《双节堂庸训》等。尽管着重点因门户不同而有别,但富有远见的思想总体上小异大同,笔者概括了以下几点——

　　达贵官宦之家有着优越的政治地位,子弟很容易由此而滋生骄气,教之以谦逊之道,实乃智慧之举。三千余年前,周公姬旦的儿子伯禽被封为鲁国国君。上任前,周公反复告诫:“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意思是说,你不要因此骄傲起来而怠慢了士人。他还以自己现身说法:“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他认为:“德行宽裕却能恭敬待人,就会得到荣耀；土地广大却克勤克俭,就没有危险；禄位尊盛却谦卑自守,就能常保富贵；人众兵强却心怀敬畏,就能常胜不败；聪明睿智却总认为自己愚钝无知,就是明哲保身之士；博闻强记却自觉浅陋,那是真正的聪明。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字里行间,彰显着若谷的虚怀。曾国藩认为,“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俭节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因此,他在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告诫:“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奢字、傲字……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戒之,至嘱至嘱。”

　　古代显官达贵享受优厚的俸禄,大都“举家锦衣玉食”。然而富足的生活条件往往易使子弟滋生奢侈,因而有识之士教育子弟都非常重视戒奢从俭。三国蜀相诸葛亮在给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此说历来为人称道。北宋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说:“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并深刻指出:“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清监察御史林则徐晚年在给三个儿子的家产分配书中说:“惟念产微息薄,非俭难敷,各须慎守儒风,省啬用度,并须知此等薄业购置甚难,凡我子孙,当念韩文公所云‘辛勤有此,无迷厥初’之语,倘因破荡败业,即非我子孙矣。”后来,林则徐的三个儿子均清廉为官做人,与谨遵父训是分不开的。

　　封建社会,父兄有功,泽及子弟,官宦子弟处于比平民百姓远为优越特殊的地位,很容易成长为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的“衙内”。因此,有远见的贤士常常教育子弟自强自立,既不要“拼爹”,也要防止“坑爹”。北齐平原太守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如是教育子弟:“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长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便是依靠自己立足于世,正所谓“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湖广总督张之洞致远赴东瀛留学的儿子:“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而可借是磨练身心。”不仅教之勿以贵胄子弟自居,还讲了此为之有好处,可谓言之谆谆、教子有道。

　　在强调养德修身的时候,不少家训把戒除恶习放在了首位,告诫子孙千万不要沾染赌博、酗酒、游手好闲、搬弄是非等不良习性,并要求他们知错能改。宋代宰相赵鼎在《家训笔录》中规定:“子孙所为不肖,败坏家风,仰主家者集诸位子弟堂前训饬,俾其改过,甚者影堂前庭训,再犯再庭训。”为了防止和克服子孙染上恶习,不少家训中还规定了类似“家庭民主生活会”制度,及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比如明代进士庞尚鹏在《庞氏家训》中规定,每月初十、二十五两天召开家庭会议,合家老小都来参加。会上,各人讲述半个月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所见所闻,“或善恶之当鉴戒,或义所当为,或事所当己者,彼此据己见次第言之。各倾耳而听,就事反观,勉加检点。”为的是收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