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平遥史话
平遥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太原盆地南缘，距省会太原90公里。汾河穿境南流，南同蒲铁路、国道108线、大运高速公路毗县城而过，地处要冲，交通便利。平遥自古以来就是商贸集散市场，有"拉不完、填不满"和"小北京"之誉。
平遥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相传帝尧初封于陶，故平遥亦称"古陶"、"平陶"。平遥县的行政建制，始于西周时期，西周时期，平遥为并州属地。其后，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叔虞后来改国号为晋，属晋国。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平遥属赵国辖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划天下为36郡，置县平陶，属太原郡。西汉时期，置京陵、中都二县，与平陶县并属太原郡；北魏始光元年(424)，因避太武帝拓跋焘名讳，改平陶县为平遥县，属太原郡。平遥县后属东魏、北齐、北周控制。南宋建炎元年(1127)，金灭北宋后平陶归金统治，仍属汾州。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汾州升为府，平遥属汾州府，清时亦属于汾州府。1941年，适应抗日战争需要，以同蒲铁路为界，实行了南北分治，在铁路北境建立了平介县抗日民主政府(辖同蒲铁路北平遥境及介休、汾阳、孝义县部分地区)，属太岳专署管辖。1948年8月，平遥县属晋中区。同月，平遥县城关区升级为平遥市(县级)。1949年8月10日，平遥市撤销，恢复平遥县城关区。平遥县属榆次专区。1978年5月至今，属晋中地区行政公署。
2700多年来，平遥虽一直是座县城，然而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却曾有过诸多辉煌。源远流长的历史，给平遥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物古迹。现有各类文物单位300余处，列入各级政府公布保护的重点文物单位有99处。其中国家级5处：镇国寺（五代一清）、双林寺（明）、平遥城墙（明）；省级13处；县级90处。
平遥古城是依据汉族传统"礼制"规划建设起来的，古城的形制，恪守以"礼"为本，完全反映以明清时期为主的汉族历史文化特色。平遥明清古城以"礼制"为本的历史特征，一在古城方三里。中国古代城市的等级与规模大小均有国家典章制度的"礼"序标准，不能逾越。最高等级的城市为国都，城方九里。诸侯都城或后来的州郡府城，大的为城方七里、次的为五里。县城则一般为城方三里。平遥古城正是合乎这一"礼"序等级的。二是在古城布局体现了"辨方正位"，大至整个古城区，小至四合院落无不追求"人、天地、建筑"之间的和谐，亦即"天人合一"思想的支配。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五方四象、突出中心，强化中轴、面南为尊等一系列汉族文化传统的"礼"序与习俗的布局程式。
平遥为晋帮商人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明清时期晋帮和徽帮是全国最著名的两大商帮，尤以晋帮的实力为厚。道光四年（1824年）在平遥西大街路南西裕成颜料铺的基础上，产生了我国第一家创办"汇兑"的日升昌票号，这是中国金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重大历史意义。
平遥在票号发展兴衰的100多年历史过程中，集中了全国最大的票号富商，简直是一座票号城。正是由于有了这个基础，票号才成为平遥古城强大的支柱，一来带动了平遥古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大发展，二来带动了整个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活中的街市、商业店铺、民居等建筑的大发展，三来也带动了著名的推光漆艺、泥塑、戏曲等文化艺术的发展。
平遥古城内传统民居建筑很多，具有保护价值的传统四合院有3797户（包括一小部分非民居院落），其中400余处保存非常完整。平遥传统民居是历史文化的载体，众多的民居建筑，既有历史文化价值，民俗研究价值，建筑艺术价值，又有实用价值，许多至今还居住着城市居民。
第二部分：明代城墙
对于很多游客而言，平遥古城留给他们最直观的印象就是古城墙。那么，平遥城墙始建于何时呢？
尹吉甫是西周名臣，曾在周宣王五年也就是公元前823年，率军反击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而进攻到太原地区，或许是曾在古平遥地驻军的原因，因而留下了平遥城为尹吉甫修建的传说。
在平遥城上东门太和门下，沿东马道北行一百余米，有一个宽阔但却破败的院落，尹公祠就座落在这里。如今的尹公祠，只留下一座濒临废毁、门窗紧闭的主殿。出太和门，北行一百余米，向东拐入城外的小巷，便可以看到隐藏在居民区里的尹吉甫墓。尹吉甫墓底边包砖，上实封土，规模并不大，是后人修建的纪念性墓冢。由太和门上古城墙，北行至距下东门新翰门约二百米处时，城墙扩张为四四方方的平台，这里被称为尹吉甫点将台。
传说终究是传说，最早的平遥古城当然不是尹吉甫修筑的。有人说，平遥城墙始建于北魏，也有人说，始建年代无考。现在看到的平遥城墙，修筑于明代洪武三年，对原有夯土城墙进行了扩建，并加高、加厚、包砖。此后几百年间，又进行了二十余次修整。
平遥距太原90公里，晋中平原又无险可守，所以，历史上平遥经历的几次战火基本都与太原有关。公元960年，宋军北伐太原，宋将李继勋火烧平遥，不久，太原也遭到火烧水淹的噩运。靖康元年，金兵围困太原八个月之久，战火蔓延到太原周边地区，太原和平遥先后沦陷，太原百姓被屠戮一空，平遥百姓被杀五千余人。1938年，日军攻陷太原不久，稍做休整就继续南下。农历正月十四，阻击日寇的国军退入平遥，封门死守，日军轰塌上东门以南城墙30余米，平遥沦陷，平遥百姓被屠杀数百人。直到今天， 我们仍然可以在太和门附近的城墙上看到日寇留下的累累弹痕。1949年，太原城墙在经历战火的洗礼后变得千疮百孔，这一次，平遥古城因为战火的及早熄灭得以幸存。
平遥城墙在冷兵器时代的几次战争中并没有发挥作用，但它却在现代社会建立了功勋。1977年，汾河泛滥，尹回水库垮坝，平遥城正是赖以城墙的庇护才将这造成70人死亡、同蒲铁路中断10天的巨大洪水挡在了城外。
改革开放初期，平遥的地方官员雄心勃勃地为平遥古城描绘了一幅现代化蓝图，规划送到省里，有关部门建议他们先听取正在榆次做城市规划的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的意见。当大吃一惊的阮仪三教授赶到平遥时，古城东面已经在城墙上扒开一个口子，并拆去了东大街两旁180米长的传统民居房屋以拓宽马路。按照他们的规划，城墙上一共要挖开8个这样的大口子，还要拆掉县城中心的市楼和周边的明清民居建设环形交叉路口。在阮仪三等一批学者的大声疾呼下，平遥古城终于被保留了下来，并确定了“新旧区绝然分开，确保老城，发展新城”建设方针。回想起祁县、太谷、忻州、介休四座古城的破坏，不由得为平遥深感幸运。
事实上，当时的平遥城墙已经相当残破，建国前饱经战乱，建国后缺乏维修和管理，1977年水灾过后城墙垮塌17处，一些单位和个人甚至扒下城砖建了仓库和厕所。过去城墙上建有3000堞口、72座敌楼，象征孔子的3000弟子和72贤人，此时已经只剩下2座敌楼。
从1980年开始，平遥开始了漫长的城墙维修工程，到1993年结束的14年间，除了中间停顿2年之外，平遥每年都要修复少则数百米多则上千米的城墙以及城楼、敌楼等。与此同时，部分历史街区和部分民居店铺、清虚观、县衙、城隍庙等古建筑陆续修复。1986年，平遥被国务院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而且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为人们展示了一幅非同寻常的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
下面我们在详细介绍一下城墙的布局和构造。
平遥城墙旧为夯土城垣 ，明洪武三年（1370年）重筑，由“九里十八步”扩为“ 十二里八分四厘”（6.4公里），变夯土城垣为砖石城墙。按照相传的“山水朝阳 ，龟前戏水，城之攸建，依此为胜”说法，取神龟“吉祥长寿”之意，筑为“龟城”：六道城门南北各一为头尾 ，东西各二为四足。均为重门瓮城 ，外建吊桥。明清两代先后有 25 次维修，墙高10米，垛堞高2米，四周间筑马面，上建敌楼，城顶砖墁，内墙砖砌排水槽77个 。清时又重建城楼，角楼，并取孔子弟子、贤人之数，四周垛堞现为 3000 个，敌楼筑为72座。此外，还在东城墙点将台上建了高真人庙，东南角城顶上筑了奎星楼和文昌阁。整个内城外郭，固若金汤！平遥城墙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省十佳旅游景点之一。平遥城墙平面呈方形，周长6162.7米，墙高10米，顶宽3—5米 ，墙顶外筑2米高的垛口墙（又称挡马墙），内砌女儿墙，墙身素土夯实，外包青砖。环城每隔50 —100米有一个突出的敌台（也称马面），台上筑有敌楼一座，共有72座，垛口3000个，重门瓮城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每座城都建有重檐歇山顶城楼，城墙四隅角楼四座，城墙外四周有深宽各3米的护城壕，六门外原设有吊桥,沿河植槐柳。平遥城墙，规模宏大，设计严谨，是研究中国古代城池建制的珍贵实物遗存。民间将平遥称为龟城，并有“龟前戏水，山水朝阳，城之修建，依此为胜”的说法。平遥共开六门，南曰迎熏，北曰拱极，上东门太和，下东门亲翰，上西门永定，下西门凤仪。六座城门出于军事防御需要均建有瓮城，四座瓮城外城门朝南开，下东门和北门的瓮城外城门则朝东开，民间传说这是怕这只乌龟爬走，而将其左腿拉直并捆在麓台塔上。所谓龟前戏水，是指城南的柳根河。平遥城墙其它三面均是笔直，只有南城墙蜿蜒崎岖，就是因为南城墙是顺着柳根河的流向修建的。不过，南城墙也因为这些优美的曲线而比其它三面城墙更具美感。
瓮城是建在城门外小城 ，又叫月城 ，用以增强城池的防御能力。《武经总要前集·守城》记载：“其城外瓮城，或圆或方。视地形为之，高厚与城等，惟偏开一门，左右各随其便。”基于这样的道理，平遥城墙瓮城城门与大城门的朝向多数呈90°角（南门和下东门除外），这样设计很有科学道理，实战中即便敌军攻破了瓮城城门，但其进攻路线必然不能一气呵成，只能绕个弯以后再攻大城门，从战术上已延缓了敌军的进攻速度，而城顶的守军则能以极快的速度，组织调度，居高临下从四面组成交叉射击网，给敌人以致命打击，所谓瓮中捉鳖，可以说是瓮城功能的最生动的描述。
城楼修筑于城池的城门顶，古代有时称“谯楼”。平遥城墙的城楼共有六座，创修于明代，清康熙四十二年（ 1703年 ）补修重筑，毁于解放战争时期。1997—1999年修复北门 、西门城楼,重檐歇山阁式建筑。修复的北门城楼,通高16.14米,通面宽五间13.72米，进深四间 10.04 米。造型古朴、典雅 ，结构端庄稳健。城楼是城墙顶精致美观的高层建筑，平常登高瞭望，战时主将坐阵指挥，是一座城池重要的高空防御设施。
角楼是建于城墙四角上的楼橹 ， 主要用以弥补守城死角即城墙拐角处的防御薄弱环节，从而增强整座城墙的防御能力。角楼分别指西北角的“ 霞 叠”楼，东北角的“棲月楼”。西南角的“瑞霭楼”，东南角的“凝秀楼”。日军侵华战争和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原建的四座角楼被损毁，1997年后，政府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根据县志和原有被毁角楼的基础遗址等资料对其逐项进行了复建。
点将台位于上东门和下东门之间城墙顶上，现为砖砌高台。相传公元前 827年周宣王即位后，派大将尹吉甫率兵北伐猃狁，连战连捷，后奉命屯兵今之平遥，增筑城墙，并在此训练士卒，点将练武。明代中叶，人们为纪念尹吉甫功绩，在尹曾点将阅兵的地方修筑了高真庙。明清维修城墙时一并将“高真庙”连成一体，是城顶宽阔的高台，登高远眺，心旷神怡，诗曰：“层台百尺县城连，吉甫勋名雉堞前。塞草久消征战垒，龙旗怯意出车年”为凭吊怀古的好去处。后此庙拆毁，其址仍传称为"尹吉甫点将台"，至今雄伟壮观，耐人寻味。
城濠与吊桥
城濠即围绕在城下的濠沟。远古人类为了防御外敌侵扰，在聚落四周掘堑挖濠，随之形成的带状高地，使人们受到修筑墙垣的启示。城濠的产生则可视为最初夯筑城垣时，就地取土的结果。濠内积水而成池，成河，成了难以逾越的一道防线，“惟城围民，惟池围城”，“池”是“城”的屏障，故常以“护城河”称。吊桥是横跨在护城濠上的木板桥，桥面向外的一端结有绳索，通过滑轮、绞盘可随时将桥面吊起，以断来路。
角台与角楼
角台是突出于城墙四角、与墙身联为一体的墩台。每个角台上建楼橹一座，名角楼。角楼之朝向与大墙呈135°角，楼的高度、体量介于城楼与敌楼之间 。战时，角楼内的守御者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可监控和痛击来自多种角度的进犯之敌。角台与角楼以其非同寻常的战略位置，在平遥城墙的历代维修工程中 ，每被列为重要项目。清道光 、咸丰间持续六年之久的大修中，索性把残破的“四隅敌楼”（即角楼）拆倒，重新修起了更高大的砖木结构二层楼阁。楼的平面呈方形，占地27平方米，正立面辟拱券门，内有砖阶可通往二层，二层四面开圆形了望窗，楼身为砖砌，置木楼板，楼顶歇山式，五脊六兽。传统的建筑艺术融进了军事堡垒之中。
马面与敌楼
“ 马面 ”是城墙中向外突出的附着墩台，因为它形体修长，如同马的脸面，故称。“马面”之设，既增强了墙体的牢固性，又在城池守卫战中得以消除战场的死角：一旦敌人兵临城下，相邻的马面上的守夫可组织成交叉射击网，让来犯者左右受敌而一败涂地。平遥城墙每隔60米-100米即有马面一个，马面上筑有了望敌情的楼橹，称“敌楼”。据旧志称，明代初年重修平遥城墙时，仅建“敌台窝铺四十座，隆庆三年（1569）增至94座，万历三年（1575），在全城以砖石包城的同时，重修成砖木结构的敌楼72座，后经历代修葺，遗存至今 。”敌楼平面呈方形，占地10.24平方米，双层，四壁砖砌，硬山顶，筒板瓦覆盖（太和门瓮城左右的两敌楼顶有脊饰），底层面向城内的一面辟拱券门，楼内设木楼梯，上层置楼板，楼上四面各开拱券窗两孔。仰望那一座座敌楼，如同林立的岗哨，莫不令人敬畏。楼上的窗孔酷似巨人的耳目，有多数的敌楼，尚且正对着城内的某条街巷，从中进行监控。可见不论在平时和战时，敌楼又具有治安防范的功能。
周城3000个垛口，72座敌楼，以数理与孔子“三千名弟子，七十二贤人”的历史典故相吻合。此番独特的建筑物表明，儒学思想贯串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各个领域，孔子的政教主张渗透到庞大的军事防卫设施中，希望唤起人们的良知，使其厌恶战争，鼓舞仁德之师，通过正义的战争去争得和平。
墙体与关城
平遥城墙的平面布局呈方形，坐北向南，偏东15°城之所以追求"方正"，如果不是在解释古人"天圆地方，道在中央"之说，便是出自科学的建筑构思：除了圆形之外，最短的周边能围合成最大面积的只有方形。城之朝向，固然面南为尊，但县城不比皇城，故因地制宜取朝东15°偏向，正好顺应着常年的主导风向，每日沐浴着充裕的阳光。城池前有中都河水，远方是麓台山和超山,迎山接水，生机盎然。平遥城墙周长6162.68米(与明初"周围十二里八分四厘"吻合)，其中东墙1478.48米，南墙1713.80米( 东西两墙南端的直线间距也不过1500米)，西墙1494.35米，北墙1476.05米，东 、西、北三面俱直，唯南墙随中都河蜿蜒而顿缩逶移如龟状。中国古代礼制规定：天子的城方九里，公爵的城方七里，侯爵和伯爵的城方五里，子爵的城方三里。平遥城三华里见方 ，显然是古代最低一级(即县城)中最大的城了。史传明洪武三年之前的平遥旧城为九里十八步 。从城内一户冀姓市民的先祖遗言中得知，元朝至正九年(1349)时 ，今城内沙巷街以西尚属城外，那里"桑园成林，百鸟争鸣"。明洪武二年(1369)，大水成灾 ，冲垮西城墙，留滞了红色泥砂，次年扩建城池时，城墙西迁，遂有今日沙巷街。再者，今城内窑场街的街名来自明洪武年间烧造城砖的窑场，既是窑场，理当位居旧城之外，那末当年的北城墙必不远于窑场街一带。照此判断，旧城的周长与"九里十八步"的说法是十分相符的。明洪武三年的扩建重筑，奠定了现存城墙的基本形制，墙高"三丈二尺"，底宽8 米-12米，顶宽3米-6米。早期的墙体用素土夯筑，夯土墙基用自然土夯填。明代遗留的夯土层中有直径6 厘米-7厘米的木栓，由地面以上起，每二米为一层，木栓平面分布的间距为2米-3米。夯土内的夯窝直径为15 厘米，深2厘米-3厘米，夯层12厘米-15厘米。墙体收分15％-20％。夯土墙外侧有条石作基, 以特制的青砖(34厘米＊17厘米＊7.7厘米)包砌挡土墙。挡土墙内侧每隔5米-6米筑有58厘米＊80厘米的砖砌内垛，与夯土墙联接。挡土墙厚度由底至顶分别为87厘米、70厘米、53厘米 ，各层高度约占墙体总高度的三分之一 ，墙体收分为9 ％。墙身的断面形成一个梯形。外檐墙根，顺大墙走向筑散水台阶，俗称小城墙，台阶高1米，宽3米-5米，台面以半砖侧铺。外檐墙头，砖砌垛口墙，高2米，厚53厘米，每垛长1.39米，上施檐砖3层，中有高25厘米、宽17.7厘米的了望孔。垛堞间留有垛口，宽 53 厘米，好供射击。每段垛口墙下，辟一与垛口同样大的矩形"铳眼"，用以容纳炮身，跪姿发射。具有3000个垛口的垛口墙在平遥城头虚实相间，从造型上消除了高墙厚垣的刻板，在易学上满足了阴阳平衡的追求，战时的守城兵马则足以遮挡矢石，因而，垛口墙又称挡马墙。内檐墙头，砖筑护卫安全的矮墙。城墙顶以青砖海墁，散水于女儿墙下的水口，通过砖砌水槽，排往城马道"。
城门与城楼
平遥城有古城门六道，东西各二。鸟瞰平遥古城，形同一只欲行未动的乌龟，"龟"头南尾北，东西四门比拟为龟之四足，民间故有"龟城"之说。南门之外，古有中都河水蜿蜒而过，从而引发了古代文人"龟前戏水，山水朝阳，城之攸建，以此为用"的感慨。乌龟是吉祥、长寿的象征，"龟城"之说源于古人对"四灵"的崇拜，"龟城"寓意固着金汤，长治久安。
平遥城南高北低，四方开门，民间以朝向和地势相区别，将六道城门分别叫南门、北门、上东门、上西门、下东门、下西门。其实，原本各有其名。据明万历三十七年《汾州府志o建置卷》载：隆庆三年知县岳维于六门外各修吊桥，各立砖门，皆立卧石 ，上刊二字，以壮伟观。东门二：一曰械口，一曰口顺，今存。西门二：一曰刺口，一曰威敌。隆庆六年知县孟一脉城以砖，按察使梁明翰为之记。万历二十二年增筑，瓮圈拆废，南门曰焚口，北门曰洗戎。"至清代 ，城墙在道光三十年后的一次大修中，知县刘叙将六门重新命名，并亲收匾额，分别为：迎薰 、拱极、太和、永定、亲翰 、凤仪。城池既面南而偏东，南门迎纳着东南方的和薰之风，是为"迎熏门"；古人以北极星作为北方的标志，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门称"拱极门"，取四方归向，众人共尊之意；上东门地处朝气方位，取生机盎然、保合太和之意，" 太和门"；上西门命名"永定门"，期冀江山永固，国泰民安；下东门自古为本邑战略要冲，门匾书" 亲翰"二字，意在告诫人们"戎事乘翰"，务以卫国保家为己任 ；下西门之取名" 凤仪门"，似乎受到早年关于西门外有凤凰来朝的神话影响，"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凤凰来而有容仪，是吉祥的瑞应，令人进而想到德政惠民，国运隆昌。
城墙是战争中用于防守的墙垣，城门则是防线上的弱点，为了加强防卫，在随墙而辟的城门之外，再筑起一道重门，用以构成里门之外的又一道防线，里外门之间的围合空间犹如大城外的一座小城，"小城"即谓之"翁城"。战时，瓮城为守城将士提供了同敌人迂回的绝好条件，风水家则借瓮城以"避煞"，而十分现实的是瓮城足以遮避来自郊外的风尘。中国翁城之制起于汉，本邑何时始有瓮城，查无考证，只知明正德四年(1509)修了下东门瓮城，嘉靖三十一年(1552)筑北门瓮城，嘉靖四十一年(1562)更新了城楼，万历二十二年（1594），"修筑东西瓮城者三，皆以砖石"，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补修南门瓮城，四十年(1701)，补修上东门瓮城。康熙四十二年(1703)，皇帝西巡路经平遥，于是六座城楼了为之修缮一新。四十四年(1705)，又补修了上东门大门楼门洞。道光三十年(1850)至咸丰六年(1856)，进行了一次全方位 、大规模的城墙维修工程，曾"兴工东西北五门，悉仍旧基补筑，惟南门高加数尺"，造就了现存的规制。在六道古城门中，东西四道 ，两两相对，上东门、上西门、下西门的重门均向南而开，面对远方的山河，使之"纳气"；下东门的重门中轴线则与里门中轴线平行 ，它朝向通往京都的官道,以示对朝廷的尊敬。南门的重门虽与里门相错，但因势利导，仍然面南。北门的重门与里门呈90°而向东开，沐浴着东方的曙光。
城楼，指城墙上的门楼，是"城"的标志，其雄伟壮丽的外观显示着城池的威严和民族的风采。平遥的城楼，明代已有之，清康熙年间重修。南、北二门的城楼为三重檐二层七檩歇山回廊式，东西四门的城楼为重檐二层七檩歇山回廊式。在古代或近代的战争中，砖木结构的城楼是了望所，是守城将领的指挥部，又是极其重要的射击据点。到了现代的守卫战中，其功能不足以为然了。
第三部分：汇通天下
中国第一家票号----- 日升昌，创建于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百年沧桑，业绩辉煌，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分号遍布全国30余个城市、商埠重镇，远及欧美、东南亚等国，以“汇通天下”著称于世。日升昌票号创立后，先后有介休、太谷、祁县相竞效仿。她的诞生与发展，有利地促进了全国金融流通，加速了资本周转，对当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掀开了中国金融史的光辉一页。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座落于“大清金融第一街”平遥古城西大街的繁华地段。整座旧址占地2324平方米，用地紧凑，功能分明。但就是这样一座小小院落，开中国民族银行业之先河，并一度操纵十九世纪整个清王朝的经济命脉。
公元1823年，由平遥西达蒲村李大全投资白银30万两和细窑村掌柜雷履泰共同创立日升昌，从此结束了我国镖局押送现银的落后金融局面，极大地加速了商业运转和货币流通，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经济迅猛发展 。 其经营的黄金时期年汇兑总额高达3800万两白银，可谓“日利千金”；其经营网点遍布除东北 、西北以外的整个中国，可谓“ 一纸风行”。然而，更让我们叹服的是：票号产生的百余年间，外患频频，内乱不断，日昇昌在风雨飘摇的一百年，纵横捭阖，雄视商界，形成了一整套极具现代意义的管理制度。
如今的日升昌旧址，已开辟为中国票号博物馆。人们在这里所见所闻的是一百多年的过去。尽管日升昌小小的院落无法与现代银行的摩天大楼相比，日升昌仅有的分号也无法与当代覆盖全国的金融网点相比，但我们可以从日升昌看到当代银行的影子;从日升昌领略到中华民族的智慧；我们可以从日升昌感受一种锐意改革的精神，鼓闻一个时代进步的声音。
票号兴衰
清代康、雍、乾、嘉年间，本城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组织已初具规模。嘉庆十八年(1813)重修市楼碑志载，平遥商号700余家,其中金融字号有25家。商业金融并重的行业优势，为票号在乎遥首创成为最现实的可能。
嘉庆年间，在乎遥众多的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总号设在城内西大街，财东是西达蒲村李家。西裕成商号经营多年，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先后在汉口分庄和京师分庄任经理的雷履泰 ， 在经营同乡、亲友少量汇兑银两的过程中，借鉴古代飞钱、便钱(或便换)的经验，克服账局只营货币借贷不经营汇兑的缺陷，逐步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当雷被调回平遥总号任经理时，建议东家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经财东李大全同意，投资30万两文银，于道光三年(1823)左右,正式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意在如日东升，生意昌盛 。雷履泰出任总经理(大掌柜)。日升昌票号成立后 ，解决了国家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票号业务搞得红红火火。
道光六年(1826)，在平遥城多年经营数家商号的介休县北贾村大财东侯培余，早已十分关注日升昌票号的经营状况。侯趁日升昌协理(二掌柜)毛鸿翱与总经理雷履泰发生矛盾退出票号的机会，重金聘请毛并委以重任，先后将蔚泰厚绸布庄、蔚丰厚钱铺、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亨细布庄。新泰厚绸缎庄等5 个商号均改营为票号，组成了著称于世的平遥“蔚”字五联号。
道光十八年(1838)，日升昌财东和掌柜议定，由日升昌票号出资,成立日新中票号,以增加与"蔚"字五联号的抗衡力量。从此,平遥票号发展到7家,初步形成了山西票号中最早的平遥帮，走过了乎遥票号的初创阶段。
在乎遥票帮形成的同时，邻近的祁县、太谷大财东也争相效仿。先后有太谷志成信、祁县合盛元等票号成立，逐步形成山西票号中的平、祁、太三帮。正当平遥票号初创不久、稳步发展的时候，道光二十年(1840)，发生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制度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久，又发生了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随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连年，使平遥票号一度进入曲折期。尤其南方各分庄，或遭抢劫或收撤，“伙友人身不得安宁，财产银钱难以避险”，汇兑业务无法正常进行。平遥票号面对困境，一方面不得不暂撤分庄，缩小规模，裁汰人员，减轻负担，以曲求伸；另一方面，仍在迎难而上，顽强奋斗。
咸丰三年(1853)，榆次聂店村大财东王栋在乎遥南大街又设立了协和信票号；咸丰六年(1856)，又与本邑王智村米秉义共同投资，设立了协同庆票号。在咸丰九年(1859)前，由蔚字五联号创始人毛鸿翔等人投资，设立了蔚长厚票号；咸丰十年(1860)，祁县大财东渠氏父子，又在乎遥城南大街设立了百川通票号。平遥票号发展到11家。
咸丰十一年(1861)始，平遥票号进入蓬勃发展期。同年，介休县北辛武村巨商冀家，看好票号发展势头，将在城内东大街经营多年的乾盛亨布庄改营票号，带动了票号业的发展，成为平遥票号发展的重要标志。此后30年间，相继成立的票号还有：谦吉升、其昌德、云丰泰、松盛长、祥和贞、义盛长、汇源涌、永泰庆等，共计达到20家。平遥票号在各地的分号遍布全国68个城市和商埠重镇，分号总数增加到 367个。光绪六年(1880)，在迅速崛起的口岸城市上海有 14 家平遥票号分号。光绪七年(1881)，在素有九州通衢之称的汉口，有山西票号分号32家，其中平遥票号分号达16家之多，占半壁江山。光绪十一年(1885)，在河南开封集中了乎遥票号7 家分号。光绪十六年(1890)，蔚丰厚票号不远万里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了分号。平遥票号在全国各地没立的分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成为"汇通天下"的主力军。平遥票号进入发展期后，业务不断扩展。由前期以商业放款、汇兑为主和兼办捐生捐纳，大量转向揽办军饷、协饷、赈款、税银汇解等官款业务，成为清户部银行成立前清政府的重要金融工具。与此同时，平遥票号在发展中优胜劣汰，不断分化，一些先天不足，经不起金融风潮冲击的票号很快被淘汰。其间，有云丰泰、祥和贞、松盛长、谦吉升、义盛长、汇源涌等6家票号先后倒闭。
光绪十八年(1892)后,平遥票号进人鼎盛时期。其表现除规模扩大、形成遍布全国的分号网络，为国内外贸易和商品流通提供更加充足的资金和服务外，更主要表现在承担了清政府财政和银行的部分职能，平遥票号与清政府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些较大的票号，多有清廷高级官员作后台。日升昌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和庆亲王、赵舒翘等，蔚盛长交好庆亲王，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交好董福祥，蔚丰厚交好赵尔巽、袁世凯等.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以中国失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清政府被迫答应赔款2 亿两白银。甲午赔款变为向英、法、德、俄四国借款。借款和赔款，每年偿还本利2000余万两，全部由各省按期解往上海江海关道衙门，以备交付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这就大大增加了票号汇兑量和经营资本。平遥票号成为汇解借款的重要角色。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西巡抚胡聘之，将应解英、法、德、俄的8．5万两白银，交平遥票号蔚盛长、日升昌和祁县票号合盛元共同承汇；后又交蔚盛长单独承汇 15 万两白银。河南巡抚刘树堂集银11万两，交蔚盛长、日升昌、新泰厚等平遥票号分别承领汇解。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西巡抚黄树森筹银15万两，交百川通票号汇解江海关投纳。同年，四川总督奎俊筹凑23万两白银，交协同庆等平遥票号汇解江海关兑收；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应骤迫挪凑白银36万两，交协同庆票号汇解江海关查收；革职留任的福州将军裕禄拨汇英、德借款12万两白银，发交蔚泰厚票号和南方源丰润票号共同承领，解赴江海关道库交纳；陕西巡抚魏光焘，两次汇解白银12万两，均交协同庆票号承办。
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打进北京，清王朝岌岌可危，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被迫离京，逃往西安。“国难当头”之时，平遥票号全力承担了国家财政职能，对“两宫”西行的一切费用、军支等，一概接纳办理。西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途中路经平遥时，在协同庆票号总经理赵德溥之子赵鸿猷院落设立行宫，平遥票号声誉更加高涨，票号东家、掌柜以及伙友也身价倍增。平遥票号还与祁、太票号多次承办湖南、江西等南方省份的库款汇解和现银运送，西太后和光绪皇帝对此十分感激。商业汇兑政治化，迅速提高了票号的社会政治地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两宫”回京后，对山西票号大加赞誉。清廷急令在京开设票号的商人“刻期来京,规复旧业,以便宫民”。平遥票号“无不闻之喜悦”，纷纷赴京复业，并又开展了庚子赔款的新债汇兑业务。这一阶段，汇兑数量大，时间要求紧，平遥票号盈利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达到了顶峰。在乎遥票号发展的鼎盛时期，又有永泰裕、宝丰隆两票号分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和三十二年(1906)成立。平遥票号累计总数达到X家，占全国先后成立的51家票号的43．14％。
票号发展到鼎盛时期，也隐伏着危机的到来。平遥票号危机期集中反映在清末民初。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袁世凯组成北洋政府，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平遥票号也同时受到重创。据天成亨等12家票号战事损失统计，在成都、西安、太原、京都、天津、自流井、宁夏等7处，损失现银达133．59万两，衣物折银达30．86万两。以上除太谷锦生润、祁县存义公两票号损失现银5.59万两外,其余都为平遥票号的损失。
同时，票号在全国信用大危机中的社会信誉损失更是无可挽回.平遥票号大规模遭受损失的消息传开,外欠则处处倒账，难以收回；欠外则人人逼提，难以应付。从此，平遥票号一蹶不振，开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加之清末民初，外国银行大举入侵，竞争更加激烈，票号地位逐日下降；清政府国家银行和各省官钱局相继成立，分夺票号利权；票号中不少东家、掌柜又“泥古不变，夜郎自大”，“骄满颓腐，全无新识与改进勇气”，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发生。蔚丰厚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面对危机，大声疾呼，函劝总号并通告各地分号，提出“外间银行林立,暗夺我之生意,非自立银行，难以抵制”的革故鼎新之策，倡议票号实行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增强竞争能力，以度难关。但一直未被思想保守的总号东家和掌柜所接受,票号改组终成泡影,成为平遥票号史上一大憾事。
民国3年(1914),正当平遥票号在辛亥革命中遭受重创后处于危机之中，祁县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庄涉案。与之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庄，尽管力所不及，但出于情面和为了维护数十年的信誉，由分庄经理侯垣出面，为其举债担保。合盛元北京分庄经理却逃匿无踪。检察厅向担保人侯垣索人。在逼迫恐吓之下，侯垣与伙友携账于是年农历九月初一连夜离京回平。次日债权人告状，日升昌北京分庄被立即查封。随之，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时任日升昌总号经理郭树柄藏身躲避 ， 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十一月十二日，已离号的原协理梁怀文为解救财东挺身而出，进京前往审判厅报到。消息传开，波及全国。日升昌票号被迫破产整顿。从此，平遥票号开始走向整体性衰落。
日升昌的衰落，很快影响了其他平遥票号。先后有协同庆于民国2年(1913) ，蔚盛长于民国5 年(1916)，百川通于民国7年(1918)，蔚长厚于民国9年(1920)，蔚泰厚、新泰厚、天成亨、宝丰隆等于民国10年(1921)相继倒闭或歇业。其间，蔚丰厚票号于民国5年(1916)5月招集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后于民国 9年(1920)倒闭。日升昌票号在破产整顿中，梁怀文开诚布公，和盘托出，周旋于众债权人 、商会及北京审判厅、检察厅 、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谅解和信任，日升昌暂免破产。民国12年(1923)，清理取得成效，经债权人同意，由债权作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重新复业。梁怀文担任总经理,勉强维持经营,然规模已大大缩小，分庄除北京、天津等地外，其余全部收撤。民国21年(1932)，日升昌改营钱庄。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合上历史的最后一页。历时一百余年的平遥票号退出了中国金融的历史舞台。
第四部分：历史街巷与传统民居
平遥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格局基本完整的历史街区与保存基本完好的400余处明清民居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城镇建设的格局、规模有着极为严格、完整的规制，同时还要遵循礼制、顺应风水，方方正正，面南为尊，强化中轴，突出中心，经纬分明，主次有序，讲究对称。正如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平遥古城是中国汉民族城市在明清时期的杰出范例，平遥古城保存了其所有特征……”，看今天平遥城的城市布局、历史街区与传统民居，就如同看到了一张中国古代汉民族城镇建设尤其是县级城镇的标准化图纸。
左文右武是中国古代城镇的基本格局，这一点在城门的命名上也有体现，例如北京东有崇文门，西有宣武门。平遥也不例外，东有亲翰门，西有永定门。平遥县的文庙，座落在县城东南的文庙街，而武庙则座落于县城西南与文庙街基本平行的书院街与校场巷的交汇处。如今的武庙被一家幼儿园占用，仅存破败的主殿等部分建筑，据说，有关部门有意修复武庙，以更好地恢复古城布局。
官署通常位于城镇中心地带，平遥县衙位于县城中心偏西南的衙门街，平遥县人民政府进驻县衙后，这条街道也就被改名为政府街。平遥县政府搬出古城后，这里被修复一新，对外开放。当年平遥古城曾被撤出申世名单，理由是它并非原汁原味，也进行了一些翻新和复建。他们所指，可能就包括被修复得整齐完备的县衙。县衙沿中轴线自南向北，依次为衙门、仪门、牌坊、大堂、宅门、二堂、内宅，东西厢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县衙内还建有酂侯庙，酂侯即是汉代名相萧何，封建王朝昭令各县修建酂侯庙，希望县吏们都能以之为榜样，忠君报国。平遥的酂侯庙同时还兼有戏园的功能，我来县衙的时候，几位票友正在这里自娱自乐，丝竹唱和之声传遍整个县衙。平遥县衙内还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建筑，那就是大仙庙，传说供奉着替县官保管大印的狐仙，据说，县政府占用期间，县衙内的许多建筑被改建或拆除，唯独大仙庙无人敢动，就是畏惧于狐仙的法力。
古代城镇中心通常都建有钟楼和鼓楼，但平遥却以市楼代之。市楼位于古城中心地带，横跨于南大街之上，是城内的最高建筑。市楼原名“金井楼”，因为楼东南侧的一口水井“水色如金”而得名，现在明清街上的一家客栈就取名为金井楼。那么为什么现在被为市楼了呢？据说是因为古代平遥的工商管理机构就设立在楼上。
宗教祠庙也是古代城镇必不可少的建筑，据说平遥最多时曾有过十余座观音庙，但现在已经无一留存，尚能找寻到残存建筑或遗迹的有城内的火神庙、关帝庙、吉祥寺和城外的龙王庙、介神庙。
目前城内能够完整对外开放的宗教民俗祠庙是城隍庙和清虚观。
城隍庙位于城东南的的城隍庙街，由城隍庙、财神庙、灶君庙三组建筑群构成。城隍神是古代汉民族宗教文化中普遍崇祀的重要神祗之一，大多由有功于地方民众的名臣英雄充当。城隍庙的宣传词“皇帝有难上天坛，县官有难到此来”不知出自于何处，但在历史上尤其是明代，城隍受封的官职确实高于县令，明太祖诏令各地必需要建城隍庙，与县衙署对称设置，“阴阳各司其职”，这是古代“人神共治”思想的明确反映。
清虚观位于东大街东段，一个常被游客忽视但却绝对值得一游的地方。清虚观创建于唐，鼎盛于元，现存主体建筑是明代遗物，为山西省重点文保单位。清虚观同时也是平遥县博物馆所在地，保存着平遥县的一些珍贵文物、碑刻及民间艺术品，以清虚观道教文化、平遥县史、历史珍品为主题的几个展室能让游客对平遥的历史、文化得到更为直观的感受。
清虚观的主要建筑三清殿曾在九十年代落架大修，一天清早，当人们回到工地时，落满尘土的地面与梁柱上，遍布规则的奇异图形，它们极其自然地组成了“龙凤之迹”。从图案的形成来看，这绝不是人为描画，似乎是某种动物不经意间徘徊于此而留下的足迹，但又是什么动物呢？为什么又会形成如此逼真的龙凤图案呢？学者与百姓百思不得其解。如今，这些“龙凤之迹”的照片依然留下三清殿前，等待后人去破解。
平遥古城的交通脉络由纵横交错的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构成。西大街与东大街为一条笔直贯通的交通主干线，连接着下西门与下东门。南大街是平遥古城的中轴线，但它与北大街却并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这一点，与祁县旧城呈十字形交汇的四条笔直大街有着明显区别。
南大街北起东、西大街衔接处，南到迎熏门，在明清之际就是最为繁盛的传统商业街，这里商贾云集，老字号与传统名店鳞次栉比。九十年代中期，经过集中改造复旧，历史铺面逐步被恢复，形成以古玩业、住宿、餐饮、老字号、镖局等私人博物馆为主的商业旅游街，这也就是游客们常说的明清街，协同庆、云锦成、天吉祥、百川通、天元奎、云阳驿等店铺均座落于此。2000年《东方时空·直播中国》的平遥专辑里就重点介绍了明清街，长升源的黄酒、炉食在平遥是有口皆碑的传统名吃，当年慈禧太后路经平遥时曾盛赞这里的黄酒，如今，太后的画像与主持人敬一丹的照片都被店主自豪地悬挂在店铺里。
街市依旧，繁华依旧，所不同的是人们的现代装束与留连于此的游客。从青石板路面上走过了一个个悬挂着工整汉字匾额与大红灯笼的店铺，眼前市楼的过街门洞仿佛就是时光隧道的入口，霎那间，时光为之倒流，几百米的长街，我却在恍惚之间仿佛走了几个世纪。
从鹦哥巷看明清街
与南大街北口相连的小街有一个极为雅致的名字——鹦哥巷，这一名字来自于巷中鹦鹉石的传说。另一条得名于传说的小巷是城西的凤凰巷，可惜传说中的凤凰台已经不复存在。
平遥七十二条蚰蜒巷，名称各有由来，有的得名于附近的建筑或醒目标志，例如衙门街、书院街、校场巷、贺兰桥巷、旗杆街、三眼井街、照壁南街、小察院巷等；有的得名于祠庙，例如文庙街、城隍庙街、罗汉庙街、火神庙街、关帝庙街、真武庙街、五道庙街等；有的得名于当地的大户，例如赵举人街、雷家院街、宋梦槐巷、阎家巷、冀家巷、郭家巷、范家街、邵家巷、马家巷等；古城东北角有一座相对封闭的城中之城，类似于古代城市中的坊，附近的四条街道也就被命名为东壁景堡、中壁景堡、西壁景堡和堡外街；还有一些街巷则已经无法探究名称来历了，例如仁义街、甜水巷、豆芽街 、葫芦肚巷等。
商业尤其是票号的兴盛使得平遥城不需太多努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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